为遏制居高不下的处方药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今年5月签署《向美国患者提供最惠国处方药价格》行政命令，重启“最惠国定价”（Most Favored Nation, MFN）机制。该政策核心在于将美国药品价格锚定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中最低价格，以此纠正美国药价普遍高于他国，甚至高出近三倍的现状，并试图打破长期以来“美国承担研发成本、他国搭便车”的药品全球定价模式。

当地时间7月31日，特朗普政府再次加码施压，向包括辉瑞（Pfizer）、礼来（Eli Lilly）在内的17家大型跨国药企CEO发布信函，要求其在9月29日前提交具有约束力的“最惠国定价承诺”。

信中明确表示，若企业未在期限内配合，政府将考虑采取行政令、修改法规，甚至开放药品进口等手段推动药价下调。白宫批评行业此前所提降价方案“缺乏实质内容”，不过是推卸责任、要求政策让利、变相索取数十亿美元补贴的行为。

市场冲击

长期以来，美国药价体系因缺乏统一定价机制、价格透明度不足而备受批评。根据艾昆纬（IQVIA）发布的《2024年美国药品使用与支出趋势报告》，2023年美国医保与商业保险市场在处方药方面的净支出总额达到4350亿美元，高居全球之首。由于美国政府无法直接参与药价谈判，定价权主要掌握在制药企业与私人保险公司或药品福利管理机构（PBMs）之间，造成价格机制复杂、不透明，并普遍存在“隐性回扣”和“差价套利”等问题。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2024年发布的中期报告显示，三大药品福利管理机构控制了超过80%的市场份额，广泛采用“Spread Pricing”等手段，在药价体系中攫取利润，加剧了系统性不公。这一结构性扭曲使得美国成为跨国制药企业利润的最主要来源。有分析指出，美国市场贡献了大型药企约60%至70%的全球利润，远高于其他国家。

对于特朗普的“最惠国定价”，乔治敦大学麦克多诺商学院助理教授季云安（Yunan Ji）指出，这一政策初衷是希望在相对发达的国家中，美国成为最受青睐的国家。她认为，该类政策或许可以在中小型市场奏效，但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处方药市场，“制药商将不得不与其他国家重新协商合同”。

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贾里德·蒙德辛（Jared Mondschein）认为，该政策一旦推行，势必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溢出性冲击，制药企业可能通过提高在这些市场的售价来“弥补”美国价格下调带来的利润缺口。

类似担忧亦出现在发达国家市场。蒙特利尔银行分析师西格曼（Seigerman）表示，该政策可能使在60%价格上限内的国家（如德国、加拿大）面临药价上调压力；而经济体量较小的OECD成员，如爱沙尼亚、哥斯达黎加等，甚至可能不符合卫生部定价标准，从而被边缘化。

审慎观望

政策风声落地后，资本市场反应迅速。7月31日，辉瑞、礼来等企业股价下跌约2%，NYSE Arca医药指数下挫2.4%。瑞杰金融（Raymond James）医疗政策分析师克里斯·米金斯（Chris Meekins）认为，尽管此次表态较5月行政命令语气略有缓和，但市场对行业盈利前景的重新评估已然开始。

多家制药公司表示愿意配合政府展开对话，包括辉瑞、诺华、艾伯维以及德国默克集团在美子公司艾美仕均释放出合作意愿。然而，业内专家与游说人士普遍认为，药企短期内大幅下调美国售价的可能性较低。

加贝利基金（Gabelli Funds）投资组合经理杰夫·乔纳斯（Jeff Jonas）表示：“这不是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单独协商解决的问题，更不可能在60天内完成。”他强调，这将是整个行业面临的系统性挑战。

范德堡大学卫生政策教授斯塔西·杜塞齐纳（Stacie Dusetzina）认为，企业或将尝试对现有药品组合进行重新定价与分销评估，以寻求在不影响利润的前提下达成一定程度让步。

瑞银分析师特伦·胡恩（Trung Huynh）则对政策成效持怀疑态度，称特朗普信函“不过是又一次盲目的尝试”，行业对其真实执行力保持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