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转眼间已近岁尾。今年是个关键年份，“十四五”在今年圆满收官、“十五五”即将开启，我们国家也即将走进“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的重要关口，而在这个关键的年份，中国的资本市场也走出一条上升曲线，并且一扫阴霾，跑出收益。是什么促使中国资本市场走出这条靓丽的曲线的，背后的根本动因是什么？最近，带着这些疑问，《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了东方证券研究所所长黄燕铭。

中国式“长期主义”正得到全球投资者认可

《国际金融报》：黄所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已值岁尾，我们注意到，2025年中国的资本市场，显然已走出阴霾，坚定地迈向高质量发展道路。您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黄燕铭：我认为2025年中国资本市场能够一扫阴霾，跑出收益，不在于宏观增速，更不在于存款搬家，而是中国式“长期主义”的政策基调正在得到更多全球投资者的认可。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在“变”的外部环境中，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法宝恰恰在于“不变”，在于以历史耐心、战略定力为主旨的中国式“长期主义”。

“十五五”建议稿出炉后，有一种观点认为文件提法稳定有余、新意不足，对资本市场的刺激不大，这样的理解就偏离了中国政策的本质特征，稳定的政策恰恰是塑造健康、可持续资本市场生态的根本所在。站在当下，西方政客沉溺于选举博弈与短期利益，政党交替甚至引发社会稳定风险，而中国政策具有突出的稳定性、连续性、务实针对性和规划前瞻性，这种长期主义将在根本上支撑中国资产的价值，成为股市最大的定海针、压舱石，成为我们期待长牛、慢牛最重要的理由。

长期主义首先体现在目标延续性上，递进的是能力

《国际金融报》：您这个提法非常有意思，也很到位和准确。您觉得我们的长期主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燕铭：长期主义首先体现在目标延续性上。每一个五年规划都是下一个五年的坚实台阶，“十三五”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四五”与2035年远景目标则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十五五”延续、强调了“十四五”的目标，它们之间承前启后、有机衔接，最终导向“两个一百年”（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国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大愿景。以长远目标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强调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而非追求短期利益，一旦提出目标，就不会轻易改变。“碳中和”就诠释了这一特征，近几年来，中国坚定“碳中和”目标不动摇，分阶段一步一个脚印地付出艰苦努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历史性成就，而反观海外，俄乌冲突后欧洲在“碳中和”进程上反复摇摆，美国的气候政策更是随着政党更替而剧烈震荡，这种政策反复，与中国的“长期主义”构成鲜明对照，严重扰乱投资者的信心，买入中国成为不二选择。

《国际金融报》：确实是。从这几年国际国内的形势看，我们与海外的对比也越来越明显。您觉得是什么在支撑我们选择“长期主义”的策略？

黄燕铭：“长期主义”是努力，递进的是能力，国家治理正在不断迭代。从每一个五年规划，到每一年的经济工作重心，尽管主题一以贯之，但在主要目标、量化指标、重大任务、重要政策、主要举措等方面，是不断调整、丰富、递进的，每一个阶段的政策都高度匹配当前阶段特点，具有适应性与可操作性，在解决一个个阶段性核心矛盾的过程中，综合国力与国家治理不断升级。如，最新“十五五”建议稿提出“培育发展若干区域性中心城市，更好发挥跨区域联结型地区支撑带动作用”，这一做法并非刚刚开始，而是一个跨越数十年、持续投入的战略性工程，前期看似过高定位、过高投入，后期均被印证具有高度的前瞻规划性，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西北重点城市为例，国家对这些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投入是长期持续且适度超前的，原因在于对周边国家、地区的辐射还有巨大潜力，不难发现，这种“长期主义”投入，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从2005年到2024年，西部12省市在全国GDP中的占比提升4.1个百分点，相当于当前上海在全国的占比，确保了国家发展格局的均衡性与韧性，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表现。

通过五年规划的制定与推进，提前预判了世界格局变化

《国际金融报》：您这么一解释，确实很清晰了。“长期主义”考验的是稳定性，是持续不断的稳步推进，这背后确实体现的是国家治理能力。您能不能更具体地作出解释，我们是如何具备这样的治理能力的？

黄燕铭：“长期主义”经济学的实现，最终依赖于全社会、一代代人的共同行动，正是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学解决了“如何动员全社会”的问题，才使得国家战略意图转化为企业主体、所有劳动者的实际行动，形成合力向目标迈进。这种社会协同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如在本次“十五五”建议中提到“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在社会主义文化的段落中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这种自信昂扬的民族风貌是社会协同的基石。

中国对“全球化”退潮的预判与共识构建就是最好的案例。不难发现，中国对于全球化进程可能出现波折甚至倒退的研判并非始于2018年开启的中美贸易摩擦，而是早在“十二五”规划（2011—2015）就已初现端倪，当时规划明确提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十三五”规划（2016—2020）进一步明确指出“局部地区地缘博弈更加激烈，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并正式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对“量”的追求淡化，对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追求提升，这一导向在未来几年中，持续通过国企改革、地方实践，以及官方论述、媒体宣传，传导到社会方方面面。

到了“十四五”规划（2021—2025），逆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因此“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在“十四五”建议稿中的提出变得顺理成章。当前企业普遍考虑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将关税变动作为“出海”的重要考量。这一过程清晰表明，中国通过五年规划的制定与推进，提前预判了世界格局变化并早作应对，通过持续的政策传导以及现实冲击，最终将“做好自己的事”“内循环”从顶层研判，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认知和一致行动，使中国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能展现出更强的定力和韧性。2025年全球超预期风波不断，此时此刻正是中国式“长期主义”彰显其价值的时机。

“长期主义”是“中国奇迹”得以持续的根本所在

《国际金融报》：其实这些年，“中国奇迹”一直是海外热议的话题。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您对这一现象怎么看？

黄燕铭：“长期主义”克服了海外发达国家选举政治下的短视与周期波动，在时间长河中步步为营，完成需要数代人努力才能实现的宏伟事业，这是“中国奇迹”得以持续的根本所在。

国家治理能力不完全取决于资源禀赋或当下的生产效率水平，更关键在于能否保障政策连续性，同时凝聚最大共识，不断实现目标。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五年规划所展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治国理政的工具，更是“长期主义”发展观的体现，将领导人的远见、国家的规划能力、市场的内生活力、人民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整合进入一个能力迭代、目标延续的框架之中。在这个全球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国宏观政策的确定性是一条突出的比较优势，这正在成为更多全球投资者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