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包括国企在内，正在如火如荼开展“近亲繁殖”专项整治，保险行业曾因这一问题被中央巡视组点名，如今在持续高压整治态势下，此类现象是否彻底根除？这一疑问背后，是公众对行业选人用人公平性的深切关切。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地体制内“近亲繁殖”专项整治如火如荼开展，湖北孝昌、随县，内蒙古霍林郭勒等地纷纷对国企开展全覆盖排查、建立任职回避信息库，向“人情岗”“世袭岗”亮剑，预计今年整治力度只会继续加大。这场刀刃向内的整治行动，既是对人事乱象的精准纠偏，更是守护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之举。

包括央国企在内的体制内“近亲繁殖”，一般是指相关领导违反有关规定，通过“萝卜招聘”、绕道进人、内部照顾、交叉安排等方式，招聘或者安排近亲属到所属单位工作。

表面上看，只是某个岗位被“关系户”占了，实际上，它侵蚀的是整个用人机制的公信力，成了少数人代际传承的特权通道。

有能力的人进不来，久而久之，形成“固化阶层”“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更严重的是，它还会催生封闭利益圈，滋生系统性腐败，直接损害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动摇企业发展根基。

以前查亲属关系，全靠个人申报，再由人事部门人工核对，难免存在遗漏。如今，通过建立健全近亲属备案制度，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严防体制内“近亲繁殖”，已经逐渐覆盖全国，从“大动脉”深入到“毛细血管”。

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就通过搭建干部任职回避信息库，结合巡察反馈、日常监督等多渠道信息精准比对，推动监督从事后发现向事前预防转变。

早在去年初，《中国纪检监察报》就专门引用了中纪委委员、江西省纪委书记马森述的一段话，强调要深入开展“裙带关系”“近亲繁殖”等专项治理。

“近亲繁殖”最典型的案例当属广东汕尾市烟草专卖局原局长陈文铸，他将胞弟、堂弟、表弟、妻弟等22名亲属及关系人安排在烟草局系统之中，甚至连女儿的家教都得以入职，当地人将汕尾烟草系统称作陈文铸“亲友就业基地”，其利益网络之密、影响之坏令人震惊。

回到保险行业，这样的乱象并非无迹可寻。

2015年，中央巡视组在对央企进行专项巡视时就明确指出，中石油、中海油、中国人寿等9家单位存在“近亲繁殖”情况，保险行业的用人乱象由此进入公众视野。

问题曝光后，相关机构随即启动整改。

2016年4月，中国人寿提交巡视整改情况通报，明确严格执行《中国人寿领导人员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要求，对领导人员亲属在系统内任职情况逐一梳理核查，对江西、重庆、河南等亲属关系问题严重的分公司开展专项整改，同时细化招聘、调配等关键环节管理规定，强化亲属回避声明制度。同期，中国人保也开展领导干部亲属任职情况摸底清查，对156项整改任务推进落实，对存在违反亲属回避情形的人员全部整改到位，并建立招聘录用任职回避承诺书机制，从源头上杜绝裙带关系产生。

监管层面也持续发力。银保监会早在2019年就印发《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员工履职回避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对银行保险机构关键人员实行业务回避和任职回避“双回避”管理，要求各机构完善内部回避制度、优化亲属信息核实手段，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并设立3年过渡期清理存量问题。中国太平保险集团等机构也通过修订《集团员工亲属回避办法》，对违规任职的高管及亲属进行调整，强化离任审计和离职审核把关，形成长效约束。

但必须清醒看到，“近亲繁殖”从来不是大型央国企总部的专利，在基层往往更隐蔽、更顽固。一个协管员、一个内勤文员，这些岗位看似不起眼，部分还是“临时”编制，却因监管存在盲区，成为“曲线进人”的理想通道。

更值得警惕的是，随着行业发展，一些新的违规形式不断出现，比如有保险中介机构被曝出客服人员主动建议从业者“使用亲友身份注册执业”，通过代持方式规避资质审核，这种“放水式管理”让专业门槛形同虚设，本质上仍是“近亲繁殖”乱象的变异延伸。

从近期各地整治情况来看，保险行业的“近亲繁殖”问题尚未彻底根除。虽然在高压整治下，显性的亲属安置问题大幅减少，但隐形的利益输送、变相的岗位安排仍有生存空间。

一方面，部分基层机构招聘流程透明度不足，内部监督流于形式，给“人情安排”留下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少数领导干部特权思维未彻底破除，仍试图通过隐蔽手段为亲属谋取岗位，加上保险中介等细分领域监管覆盖不全，进一步增加了整治难度。

要彻底铲除这一顽疾，既需要持续保持整治高压，将任职回避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巡察监督和干部选拔任用监督重点，对问题线索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也需要进一步织密制度笼子，完善公开招聘全程公示机制，引入第三方监督强化笔试面试公平性，同时畅通群众举报渠道，让“近亲繁殖”无处遁形；更需要破除特权思维，加强行业领导干部思想教育，树立正确权力观，从思想根源上杜绝“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错误认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净化保险行业选人用人环境，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