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系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误区一：市场或高估关税冲击出口的程度与时长

关税冲击弹性呈“非线性递减”，边际影响或下降。市场多认为关税税率上升与出口下行幅度相同，实际弹性非固定，超高税率会降低冲击弹性缓和出口压力，24年新能源车税率上升100%，冲击弹性0.3，当前美国加税145%，弹性已由1.8降至0.3 。

关税具 “反身性”，美企或争取豁免清单。豁免清单由美国进口商申请，关税1.0时期被豁免商品占比最高60%，多为供应链难与中国脱钩的中间及资本品，显示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不可替代性 。

美国已发布豁免清单，速度快于关税1.0，超高关税持续性成疑。4月4日美国发布新一轮清单，涉及自华进口规模220.3亿美元，主为中间及资本品，涵盖医药、半导体等产品及钢铝、汽车零部件等。

误区二：市场或低估贸易伙伴对冲力与对华依赖度

加墨未遭对等关税，仍为全球贸易转运要地。随着美国设置贸易壁垒，加墨侧重消费品和资本品转运，能对冲主要贸易国因美国加征关税导致的对美出口下行压力，对冲幅度或达 23% 。

新兴国家是友非敌，双方贸易形式亦非仅出口转移。关税1.0时，我国对新兴国家出口因新兴国家内需驱动商品明显走高。19年对发达国家、协同供给出口增速回落，对新兴国家内需与“出口转移”类商品增速上升。

不宜高估新兴国家对中国大幅加征 “双重关税” 的决心。新兴国家产业链与中国深度嵌套，对中国加关税会阻碍其工业化进程。我国对新兴国家协同供给类出口增速领先其工业生产增速 2 个月，近两年东盟从中国进口中间、资本品依赖度上升 。

误区三：市场或混淆出口与GDP、就业关系

测算GDP影响混淆增加值与产值，忽视进口缓冲。出口是“产值”，GDP是“增加值”，出口下滑不意味着GDP下滑。19年出口与净出口GDP背离，主因进口增速下滑，与出口模式有关。我国出口中加工贸易占30%，出口走低加工贸易进口亦或走低，缓和GDP压力。

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多因素强化进口替代。过去十年，一般贸易顺差占比上升，加工贸易占比下降，如手机行业，苹果手机代工厂向外转移，整体手机贸易顺差在18-19年下行之后因国货品牌崛起创出新高。

市场高估出口下滑对国内就业与消费影响。衡量关税间接影响可分析含“美”量高的行业，这类行业在制造业投资占比高，但在就业和劳动报酬中占比低。且出口下滑对就业影响传导弹性小于1，进口替代可增加国内就业和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