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娃哈哈:谁是宗馥莉的敌人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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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最后提到,“娃哈哈”系列商标登记在集团公司名下期间,食品公司作为商标实际权力人长期自用,并持续授权集团公司及其关联方使用“娃哈哈”系列商标。

四问娃哈哈:谁是宗馥莉的敌人和朋友?

但这和宗庆后自传中的表述不相符。2007年12月10日,正在经历“达娃之争”诉讼的娃哈哈集团和食品公司,收到杭州市仲裁委员会的判决,确认从1999年12月6日起,娃哈哈集团与食品公司于1996年2月29日签订的《商标转让协议》已经终止,“娃哈哈”商标属于娃哈哈集团所有。

泰和泰(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盼律师表示,当年食品公司的发起人有外资企业,随着之后的股权转让,食品公司的控股权如今已经回到了宗氏手中,在这个过程之中如果产生了诉讼或仲裁,那么无论过了多久,只要没有按照程序被依法推翻,这些诉讼或仲裁的结果至今仍是有效的。

因此,在娃哈哈集团能公开说明其中缘由之前,至少其声明的内容,和早前的公开判决相悖。

如果“娃哈哈”商标归于集团,而娃哈哈集团又是国企性质,那么几乎没有代价的转让条件,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肖盼认为,从娃哈哈集团公司公开公示的股权架构来看,国资占股46%,是国有参股企业,而国资的管理及国资行使股东权利,有《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许多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制,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不能仅凭转让对价的多寡进行判断。

在市场层面对娃哈哈众多“国资流失”的指摘当中,杭州上城文旅的态度也颇值得玩味。

对于从面上看利益最受侵犯的大股东,以及正在进行中“娃哈哈”系列商标转让,上城文旅并未公开阻止;对于外界普遍的质疑,杭州上城文旅公司面对媒体的回复是:“娃哈哈集团经历40多年的发展,这一过程积累了一些问题,我们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会依法依规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

肖盼表示,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除了公司公开的股权结构外,面对如此复杂的股权结构和历史过往,公司章程可能有比较明确的权利义务划分。此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授权、管理协议,外界都难以获知,因此也形成了外界目前看到的局面。

“或许有外界难以理解的部分,但这其中必然有其原因。”肖盼认为,如果真的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国资委完全可以通过要求召开股东会议、行使股东权利。甚至是发起诉讼等等一系列方式进行阻止,不可能听之任之:“即便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受到侵害,也可以提起法律诉讼维护权利,更何况是占股46%的大股东。”

在如今娃哈哈管理权争夺激烈的背景下,或许历史遗留的股权结构到了亟需澄清的时刻。不管结论如何,当下的社会,已经足以大方承认民营企业家的奋斗价值,也有充分的底气来保护国资利益。

“神仙”打架,凡人遭殃?

不过,考虑到企业性质问题长期以来并未给娃哈哈经营造成什么负面拖累,国资甚少干预企业事务,人们不禁要问,宗馥莉近期的动作,真的是在针对国资,还是另有目的?

今年宗馥莉治下的娃哈哈出现新的问题是——部分娃哈哈工厂产线自春节之后,停工至今。在岗位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员工又面临强制“分流”。与此同时,娃哈哈以饮用水为代表的产品,则频繁被消费者发现存在代加工的情况。

这种“自家产线停工停产,代加工企业如火如荼”的情况,引发了网友对产品的质疑,也引发停产工厂员工的不满。

有停产工厂的员工表示,所在省份的娃哈哈产品并非市场没有需求:“去年省内市场销售额一亿多元,所以停工让人难以理解。”

而突如其来的岗位变化、锐减的收入以及长时间未被正视的诉求等,是大量员工在宗庆后时代未曾遭受过的对待。

《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了娃哈哈在全国18个涉及停工停产的产线,包括深圳娃哈哈荣泰实业有限公司、大理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重庆娃哈哈广盛饮料有限公司等多家负责娃哈哈生产的企业。

观察者网从上述部分停产产线员工处获得了停工通知,对于工厂线停产的原因,娃哈哈方面给予的理由是,“公司因股东争议问题,生产线暂时停产”。

观察者网对停工的11家企业的股权关系进行梳理后发现,除个别企业外,大部分停产产线企业的股东结构存在相似之处,都有宗馥莉及杜建英共同出现的身影。部分企业中,还出现2023年前后加入、担任董事的宗继昌、Jacky Zong等人员。或许,他们才是宗馥莉真正的目标。

公开信息显示,杜建英1991年进入娃哈哈集团前身企业,是参与娃哈哈成立初期的老员工,更是宗庆后亲自招聘的娃哈哈第一批知识分子员工之一,之后曾担任娃哈哈集团党委书记。

宗庆后的自传中提到,也提到了杜建英。在达能通过百富勤最初接触娃哈哈进行初步谈判的时候,娃哈哈方面由宗庆后和杜建英前往香港谈判,律师没有参与。

2010年后,杜建英创立了三捷投资集团,主要涉足生物医疗、新能源、新材料等关联的产业投资领域。与此同时,她还参与诸多与教育产业相关的投资。

不过,企查查显示杜建英名下相关联的企业中,娃哈哈生产相关、仍然在业及存续的企业约有12家,几乎均在停工停产的企业名单中。

以其中一家停产企业为例,早在2007年,杜建英就已经是这家工厂的董事。但厂内工人告诉观察者网,自己在厂里多年,从未听说过杜建英的名字:“还是最近从媒体的报道中,才知道是我们厂股东之一。”

相比于杜建英,宗继昌这个名字恐怕就更让人陌生了。

截至目前,国内媒体对于宗继昌的身份鲜有报道,但他与Jacky Zong或为同一人。而海外媒体曾报道,2024年12月,Jacky Zong曾与Jessie Zong、Jerry Zong一起作为原告,在香港就一个银行账户争议起诉宗馥莉。

无论娃哈哈的工人是否了解这些名字,他们都成了当下最大的受害者。尽管宗馥莉的”宏胜系”工厂可以为他们提供分流,但条件并不令人满意。

观察者网获悉的停产产线,主要来自乳品产线,而非生产纯净水的水产线。事实上有员工表示,厂内几次要求停工产线员工分流至厂内水线,或”宏胜系”水线:“但是岗位不充裕,一个水产线岗位要乳品产线几个员工分。宏胜工厂的待遇差很多,没有工人想去。”

宗馥莉治下,将是什么样的“娃哈哈”?

停工停产最直接的影响是,基层员工的收入锐减。有至今仍在待岗的员工透露,停工后的收入不足正常工作时的三分之一,生活陷入困境,仅一个厂里就有近200人有相同遭遇。有媒体统计,目前停工产线涉及的工人约有1500人。

他更担心娃哈哈曾经“不裁45岁以上员工”的传统被打破。作为最基层的一线员工,这意味着他们将在劳动力市场失去竞争力。

虽然“35岁就业危机”早已广泛出现在各行各业,但在娃哈哈的企业文化中,这同样是一项巨大的变革。

娃哈哈在宗庆后时代,企业有着著名的“家文化”气息,而宗庆后就是这个家庭的“大家长”。这种管理方式带着上世纪国企工厂风格,宗庆后试图努力让员工对企业有家的感受,其中的举措包括提高员工福利待遇,和经销商亲密链接,使得娃哈哈知名的“联销体”固若金汤,员工团队稳定,并在市场上具有良好口碑。

但硬币有两面,宗庆后“一言堂”的风格、事无巨细的管理、员工在高福利下缺乏积极性等问题,也让这家企业呈现出品牌老化、缺乏活力和自主性的特征。

这样的企业管理风格,和自青少年时期接受西方教育、崇尚制度化管理的宗馥莉大相径庭。

她不止一次地公开表达对娃哈哈“家文化”的质疑,不讳言企业大部分决策来自于宗庆后本人,其他人只需要执行。她认为企业老员工应当厚薪退休而不是继续做顾问,员工高福利给企业带来沉重的成本。

她也直言因为“家文化”给企业带来的问题:产品工艺不够领先;品牌形象老化,在具有消费力的年轻群体中没有认可度;市场过于下沉并依赖经销商铺货,在一二线市场缺乏话语权。

在她的表述中,娃哈哈急需进行合规化管理,并完成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一定程度上,宗馥莉说的是事实。2014年,娃哈哈集团的全年营收入曾达到720.43亿人民币,但前几年已滑落至500亿左右。如果不能重振业绩,属于老员工的“家”也未必能一直安稳下去。

调整管理机制,必然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痛苦跟错误并不总是划等号。2024年,娃哈哈的营收重新回到了700亿。

不过另一个问题也值得讨论:宗馥莉变革的方式是否过于“强势”,并带着一些“疏离和傲慢”?

用停工停产的方式与股东进行博弈,是将基层员工的生计押上了棋盘;去年完成700亿销售指标后,今年娃哈哈无疑面对更大的规模压力,这本是更需要团结一切力量的时刻,宗馥莉却在年初的经销商销售会议上,罕见地设置了千万级销售额才能参会的门槛。

去年7月,宗馥莉用辞职“硬刚”的方式,将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宗庆后的弟弟在社媒上公开评价:

“她最大的问题是:接班娃哈哈不应该考虑如何做大规模,如何赚钱,如何大刀阔斧改变现状。她首先要考虑是如何做好事,做慈善,让所有人都认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发现很多问题,也可以发现很多人才,自然而然让大多数人认可你的接班。

她却反其道而行之,火力四开,锋芒毕露,应了古语:“刚易折”。

从发展的角度而言,现代制度下的企业,没有哪家不以规模为目标,以利润为准绳,这在目标上没有对错,但宗泽后表达的,是对她方式手段的不满。

或许,娃哈哈庞大体系下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有将其一手建立,并深谙中式平衡术的宗庆后所能维持的。在他身后,接受精英教育的新一代,既不想也无力让企业继续在这样体系下长治久安。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表达了对前一代企业管理制度和风格的不满,并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新任接班人,还没有做出可以看齐前人,创造与之比肩的产品和品牌,并带领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攀上行业新的高度。

宗馥莉有过她的努力,跨界联名、二次元主题营销,搭建哈宝平台、尝试做新的茶饮品牌,她试图让娃哈哈在新消费群体中提高声量。

但人们仍然会质疑,撑起700亿销售额的筋骨,有多少来自宗馥莉的改革,又有多少来自于宗庆后的“遗产”——良好的品牌口碑和广泛的知名度、开发几十年并仍有高销量的传统产品线,以及可以视为娃哈哈防火墙的渠道方式“联销体”。

过往固化的传统连同美德正在被抛弃,而新时期的规则和优势也尚未发育完全。

只是,纵然市场仍有质疑,但娃哈哈的“宗馥莉时代”已经必然到来了。在经历接连的“阵痛”之后,娃哈哈是否能够如她公开表达的那样,最终实现向现代化企业治理的转变,并焕发出新的激情和活力,是横贯在她面前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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