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的胜负不再仅由GMV决定，更取决于对“效率与公平”的叙事平衡能力。

文｜何伊凡

编辑｜钟云华

头图摄影｜邓攀

互联网平台公司之间的战火从未消失，但自2018年之后，就没有出现足够热闹的较量，直到近三个月来京东与美团全面对攻。

刘强东亲临现场，给战斗增加了戏剧性。可以说，2025年前5个月中，最火的企业家IP就是雷军与刘强东。刘强东发公开信，推动京东外卖的核心差异化策略，强调京东外卖“净利润率不得超过5%”，还穿着外卖骑手制服为客户送餐。那些所谓“流出”的内部讲话文稿、音频，与客户的合影、和外卖员喝酒的视频，显然都不是无意中泄露，而是显示出对公众情绪的精准影响。他的参与不仅停留在送餐这种象征性行动，更贯穿于战略制定、资源整合与舆论博弈中。

大强子（外界对刘强东的调侃式称呼）长期以来建立的人设就是“接地气”和“重视兄弟们”，相比他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俯冲，赤膊上阵本来就不是王兴所长——你很难想象他穿着外卖服的样子。他没有选择情绪对攻，而是用“很王兴”的方式，以“闪购”品牌独立、千亿补贴投入和算法效率升级构筑工事。

“商家高佣金、骑手无保障”等之前屡受指责的行业弊端，为京东入场铺垫了道德合理性。可这场战斗难以速决，双方都要面临多线作战。经过漫长消耗战，京东外卖需要长期依赖低利润运营，甚至会出现财务亏损与资源稀释；当然，美团也会付出高昂代价，用于补贴用户和承担之前社会化的一部分骑手福利成本。这也是刘强东为什么自己下场的原因——唯有创始人才敢做出有巨大风险的战略决策。

需要特别注意，道德武器是双刃剑，一旦出现无法兑现承诺的小事件，持剑者则会受到反噬，削弱叙事可信度——恰和雷军宣布“小米每售一辆车亏损超6万”和“为用户开车门”一系列操作之后，近期所遇到的挑战类似。

刘强东出生于1974年2月，王兴出生于1979年2月，两人都是水瓶座，这似乎成了两人最大共同点，除此之外，他们就如同企业家世界中的两条平行线。刘强东拿到的是“逆袭创业”的剧本，他出生在江苏宿迁最穷的村里最穷的一家，小学四年级才第一次见到电灯。他1992年以宿迁市状元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大学期间自学编程并兼职创业，他有强烈的生存本能与底层同理心。王兴拿到的是“精英创业”的剧本，他出身于福建龙岩的富裕家庭，父亲是水泥厂企业家。他1997年从龙岩一中保送至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无线电专业，2001年，他以全额奖学金进入美国特拉华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他有技术信仰，注重理性分析，效率优先。

两人在创业生涯中，都养成了强大的心力。与多数企业家一样，他们都经历过生死搏杀和失败打击，也都笃定且有赌性。刘强东的创业史是一条垂直深耕的线性路径，他从中关村刻录机起家，2003年转型电商后，押注自营物流与供应链，甚至不惜长期亏损，体现出“一根针捅破天”的执着。王兴则体现了连续创业者特有的敏捷与韧性，从校内网、饭否到美团，号称九败一胜，每次都能快速调整方向。这种“失败即迭代”的能力，使美团在千团大战中通过精细化运营后来居上，并不断跨界至外卖、打车、生鲜等领域。

每个人都不只一面，优秀企业家则更具复杂性与矛盾性，可外界定义名人更习惯标签化。标签简单粗暴，却能降低理解成本。两人的差异被放大了，刘强东代表着“重资产苦行僧”的坚守，而王兴则代表着“轻资产颠覆者”的锐意，刘强东用苦难磨砺出信任壁垒，王兴则以理性构建起效率帝国。这场战斗在公众叙事中变成了商业逻辑的碰撞，或者是“草根与精英”的对决。

实际上，抛去那些富有“替天行道”味道的檄文，两家都在进入对方腹地，发生冲突不可避免。

表面上看，京东打响第一枪，在2月11日它宣布启动外卖业务，推出“全年免佣金”政策，并承诺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但美团近年来逐步侵入京东核心业务领域，以高频带低频，在生鲜、酒类、3C、美妆、药品等品类上发展迅速，这等于要在京东的护城河上搭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