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报业史上，真正能做到“硬刚强敌、逆势崛起、开创一个时代”的报纸，只有一份，那就是《华西都市报》。而它的缔造者，并非新闻科班，而是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已年过五旬的席文举。

51岁临危受命，他成为四川日报社“全村的希望”，带领一张初创都市报正面挑战当时声势最盛的《成都晚报》。不到两年，《华西都市报》不仅实现反超，更把“都市报”这一媒介形态推向全国，由此奠定了他“中国都市报之父”的地位。

回望《华西都市报》的崛起，便会发现它的成功绝非偶然，也不限于时代红利，而是来自一套被行业长期忽视的底层方法论。

在《昨夜星辰：四川知名媒体人自述》一书中，席文举对这些方法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读完或许可以让我们换一个视角理解当年四川新闻人是如何在纸媒时代“打出王炸”的。（注：本文为对《昨夜星辰：四川知名媒体人自述》中席文举章节的整理与提炼，仅限部分内容。欲了解完整自述及全部人物故事，建议阅读原书）

01/华西能成功，是因为它有一套方法论

20世纪90年代，全国省级报纸创办市场化报纸无一例外模仿晚报，最终均以失败收场，唯有《华西都市报》未按晚报模式创办，反而取得了成功。至于原因，席文举总结得很直白，“其实，《华西都市报》的成功乃是方法论的成功。”

席文举所提及的方法论，首要的是具备批判性思维。例如，《成都晚报》当时设置的学生作文专栏，一周大约刊登两次，每逢该日，报纸销量会增加3万份。绝大多数报纸或许会选择复制这一成功经验，但席文举认为，学生问题实则是每个家庭都关注的问题，所以《华西都市报》不能仅刊登学生作文，凡是学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华西都市报》都应涵盖其中。于是，该报创办了《校园内外》专栏，不仅破天荒地为学生作文颁发奖项，还探讨家庭教育、讲述学生故事、解答家长的焦虑。后来，有重庆读者写信告知席文举，“他们因这一专栏而订阅报纸。”

批判性学习，使得《华西都市报》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为“成都晚报2.0”，而是成为一张“对读者真正有用”的报纸。席文举透露，20世纪90年代，《四川日报》先后投资了数份报纸，除《华西都市报》外，还有《旅游文化报》《天府早报》《棋牌报》《金融投资报》《新经济时报》，但这些报纸近乎全面失败，唯有《华西都市报》投资230万，却获得了20多亿的利润。

运用数学思维办报的事例，并非仅有《校园内外》专栏这一处。1995年，成都府南河工程需动员10万居民大规模搬迁，当时召开的新闻座谈会明确要求通过舆论宣传避免出现一个钉子户。当其他人都在冥思苦想宣传策略时，席文举的第一反应是“宣传需具备巨大的冲击力，10万人背后有几十万亲友，为何不将其转变为百万市民大参与？”

于是，《华西都市报》发起“百万市民大参与”系列报道，场面宏大，氛围浓烈。最终，这组报道经成都政府整理后送往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环境署的工作人员看过以后大为惊叹，破例授予府南河工程“人居奖”。

若裂变思维是将某一普通新闻事件演变为一座城市的全民事件，那么席文举接下来运用的整合法，成功使《华西都市报》在创刊之初便声名远扬。

1994年全国引起轰动的“上海轻博会假货事件”，最初是由《华西都市报》率先发现的一个典型负面事件。1995年1月1日《华西都市报》创刊号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批评“上海轻博会”的报道，并配发了一篇评论——《追它个水落石出》。鉴于此事件涉及上海，《华西都市报》随即与上海的《文汇报》取得联系，请其继续派遣记者进行追踪报道。随后，《文汇报》每日刊登一篇关于“上海轻博会”假冒伪劣问题的连续报道，这使得起初毫无动静的《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上海本地报纸坐不住了，纷纷向《四川日报》提出火速供稿的请求。就这样，《华西都市报》与《文汇报》联手追踪的精彩场景，逐渐演变为“上海电视台派记者到成都采访《华西都市报》—新华社发晚报专电—

全国数十家媒体接力”的局面。正是得益于此，《华西都市报》在创刊时便引发了轰动，一炮而红。

02/史无前例的买卖：一个版面卖给全国30多家报纸

受地摊报的启发，席文举在《华西都市报》创刊的次年推出了“特别报道”的版面，每天刊登一个长篇故事。

为了稳定作者队伍，《华西都市报》每月都会对特稿进行评奖，给前三名发奖金，年终还要对全国的好稿评一次奖。因此，该专版在推出后，迅速吸引了全国一大批写纪实文学的作者供稿，央视一批著名主持人、记者、制片人也乐意为其供稿，因为他们在做最火的时报报道、深度报道，发挥的是视频的作用，还有大量的素材可以变成文字，用情节和故事来展开。

不过，此后出现的侵权行为，却意外让《华西都市报》缔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空前绝后的版权买卖。

据席文举回忆，在全国报刊蜂拥而起的“特稿大战”中，许多报纸的稿源无法保证，缺少独家的特稿资源，一些报纸就搞拿来主义，直接从《华西都市报》上拿过来刊登，所以侵权现象非常严重。比如南京一家报纸在短短3个月内，就“信手拈来”50多篇，东北一家报纸也如法炮制。

“特别报道”的市场侵权问题，引起了席文举的思考。在对特稿市场认真分析之后，他认为用统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最好的方案，即由特稿的生产单位《华西都市报》出任卖方，那些想刊登特稿又缺乏稿源的报社做买方。如此一来，《华西都市报》既可以为自己的好稿找到一个广阔的读者市场，又可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简直是一箭双雕。

1998年，江苏徐州的《彭城晚报》成为第一家付费购买“特别报道”的媒体。很快，《华商报》《沈阳晚报》《青岛生活导报》等5家报纸相继加入，甚至曾经侵权的《长春晚报》在赔偿了17万元之后，成为《华西都市报》最大的客户，而且一买就是几年。陕西和江苏甚至一度出现“一座城市好几家媒体争抢同一版面”的情况。

到2001年底，全国已有 30多家报纸购买了《华西都市报》的“特别报道”版面，这意味着，《华西都市报》光售卖这一个版面，每家报纸每年给10万元，每年就有300多万的利润。更让人震惊的是，这在此后形成了中国报业唯一长达20年未衰的全国特稿网络。席文举评价道：“这个策划全国唯一，史无前例。有的报纸也想学《华西都市报》搞一个版卖给其他报纸，都没有获得成功，因为其他报纸版面的质量远远达不到《华西都市报》特稿版的水平。”

03/结语

当行业讨论“纸媒是否还有未来”时，《华西都市报》的故事提醒我们：媒体的生命力，从来不是载体决定，而是人决定。

席文举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他办了一张成功的报纸，而是因为他能在上世纪90年代想到用“增长思维”办新闻，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就做了“全国内容供应链”，在纸媒时代就理解了“用户价值”的核心机制。这些思维方式，放到今天依然鲜活。

而这正是《昨夜星辰：四川知名媒体人自述》的意义所在。本书遴选的34位自述访谈对象大致可分为三类：11位已退休的资深新闻工作者，他们基本上是四川乃至中国新闻界颇具影响力的新闻名家；13位在职或已转型，但在四川乃至中国新闻界具有影响力的新闻中坚力量；10位80后、90后新锐。每一项访谈均依照“早年生活、职业经历、行业见解”等脉络线索展开，相信他们的故事，不只是回忆，还能给当代传媒业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