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66名金融人考进证监会和央行

时代周报记者根据公开数据梳理，证监会2025年度拟录用287名公务员，其中有29人来自券商，12人来自银行，7人来自公募和私募；央行某分支机构拟录用30人，其中3人来自券商，2人来自银行，1人来自保险，1人来自金融租赁。

上海市政府2025年拟录用公务员（首批）中，14人来自券商，5人来自银行，2人来自保险，1人来自私募；财政部2025年拟录用公务员中，8人来自银行，1人来自公募，1人来自券商。

据相关报道，证监会2022年、2023年、2024年录用名单中，来自券商的分别为13名、9名、7名，意味着今年拟录人数已经达到过去三年的总和。

据时代周报记者梳理，上述拟录公务员中，原单位既有国有大行、股份行、头部农商行，也有头部券商，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渤海银行、上海农商行、中信证券、华泰证券、国泰君安、东方财富、中金公司等。

据时代周报记者统计，截至目前，2025年证监会、央行下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拟录名单中，原单位是券商、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的为166人。

近年来，随着金融行业普遍降薪，部分券商高管也经历了降薪，普通员工们翘首以盼的年终奖也不断被递延，这一定程度上也连带着财经院校以及综合院校金融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出现滑坡。

当金融行业逐渐回归常态，应届生一走出校园进入头部券商就能拥有三四万元的月薪已成为“遥远的传说”。然而，降薪并不意味着工作时长随之缩短，线上办公和频繁出差模糊了上下班的时间界限。

与此同时，部分券商也面临着人员缩减的境况。

有券商员工称，自己虽没有直接被公司裁员，但由于签订的劳动合同即将到期，已被公司通知将不再续约。还有券商员工表示，即使暂时没有被裁员，但之后或将面临降薪或更严格的绩效考核指标。

此外，某股份行员工吴雨（化名）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其本来在支行担任金融科技相关岗位，但今年以来也被迫调岗，不得已背负起了销售金融产品的KPI，这也让其萌生了考公的念头。

从“金融精英”到“金融民工”？

在进入投行工作前，95后周宁（化名）曾经也对投行人有着金融精英的幻想。

在各类影视剧中，投行人往往被塑造为光鲜亮丽的精英阶级，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交易，在与客户觥筹交错、谈笑风生中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投行精英们，拥有的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收入、纸醉金迷的生活。

2021年，周宁毕业于江西省内一所财经院校，他在研究生期间便早早通过了法考和CPA四门科目考试，并进入一家西南券商投行债权组实习。相比股权组而言，债权组拥有相对规律的工作时间和“短平快”的工作节奏，周宁顺利并轻松地度过了为期半年的投行实习生活。

2020~2021年，恰逢投行招聘的大年。自2019年6月科创板开闸后，许多原本达不到主板上市标准、但满足科创板上市条件的拟上市公司密集与投行接洽，期望通过科创板的窗口登陆A股。许多券商投行部正是在这两年大幅扩招金融相关专业的应届生，部分头部券商甚至为应届生开出3.8万元/月的底薪，这其中不包括额外的项目奖金、年终奖等奖励。

周宁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当年秋招进入投行时，并不像如今这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两年毕业的应届生，即使之前没有投行的实习经验，也有机会通过招聘环节拿到投行的“入场券”。当时，周宁拿到了两个offer，分别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岗和一家小型投行股权组。

怀抱着对“金融精英”的美好憧憬，周宁选择了后者。然而，和他想象中不同，股权组的工作节奏和之前实习的债权组大相径庭。“想象中是西装革履的‘金融精英’，但实际工作日常更接近灰头土脸的‘金融民工’”，周宁自嘲道。

在投行工作的前两年，周宁需要常年去往偏远省份的项目所在地驻场，平均每天工作到晚上9、10点。工作时间分为“大小周”，每两个周末才可以回家一趟。

从2021年6月进入投行，到2025年初离开，周宁参与了一单深交所主板IPO项目、一单创业板IPO项目和多个新三板项目，不过，由于种种因素，这两单深交所主板IPO和创业板IPO最终都未能成功上市。

起初，周宁对于项目成功上市充满信心，但随着上市审核趋严，项目战线逐渐拉长，公司业绩也逐步出现下滑。仅凭底薪和新三板项目微薄的奖金，周宁并没有享受过丰厚高薪的高光时刻。

从2024年开始，周宁的工作量开始减少。由于所在的投行团队不要求坐班，他每周仅需要去公司2、3天。空闲时间里，周宁和同事们讨论的话题从财务法律逐渐变成了未来出路，考公“上岸”也成了大家频繁提到的字眼。

2024年12月，周宁和其他两个关系相熟的同事都选择了参加国考，周宁选的是广东某市一个税务相关的岗位。由于该岗位对性别以及财会证书有所限制，报名过审的人数相对较少，竞争并不算激烈，周宁成功通过了笔试、面试。目前，他正在等待政审、体检和入职。

周宁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报考前，他曾考虑过深圳证监局，但因为想接触一些投行以外的工作内容，最终选择了税务岗位。

相比之下，和周宁一同报考的另外两个同事考公之路并没有那么顺利。他们报考的是某地证监局和某地金融监管局，由于报考岗位竞争激烈，两人国考笔试均未过线，目前正转而备考省考，期望实现“上岸”。

稳定但也有困扰

刚刚考公“上岸”的周宁对于未来体制内的新生活充满期待，然而，已在体制内工作多年的王晓彤（化名）也有着困扰。

王晓彤是90后，目前就职于某监管部门单位，其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今年以来，她所在的单位经历了较大调整，越高级的岗位面临更严苛的薪资限制，部分地市级单位的薪资相比省级单位甚至出现了“倒挂”。王晓彤所在的单位需要入职一年后转正，这一年期间，薪资相对较少。

王晓彤表示，去年考公“上岸”到其所在单位的新员工中，除了前金融人以外，还有多名来自互联网大厂。其中一名称，在大厂“卷累了”，期望回到家乡所在的城市谋求一份安稳的工作；还有一名则是被所在的大厂优化，选择离开紧凑的工作节奏，希望拥有到点下班、相对自由的生活。

据王晓彤观察，近年来虽然考公的报名人数有所上升，但其所在的单位笔试分数线并未水涨船高，原因或与其单位普遍报考限制条件更多有关。比如部分岗位限定应届生报考，或者拥有两年基层经验，要求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学历等。对比之下，其他单位仅需要本科学历便可报考，竞争反而更加激烈。

对于王晓彤而言，体制内的工作让她拥有了稳定，但她也有自己的困扰。

王晓彤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其目前的工作内容重复性较高，虽然期望能够在工作岗位和内容上有所变动，进而获得职业上的新发展，但体制也同样让她面临跳槽上的潜在限制。

不少人备战考公，期望就此敲开大门，拥有大部分人艳羡的稳定工作，然而已经“上岸”的人并不一定从此高枕无忧。

像王晓彤这样的人，或许还有很多。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