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消费在全球的占比能够接近制造业的体量，中国将新增一个不低于10万亿美元的超大消费市场。”

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看来，这正是“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

12月29日，第63期南方出版论坛在广州举行，迟福林以《高质量发展与全面深化改革》为题作专题报告，围绕“内需主导、消费拉动”的发展路径，系统阐释了“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的重点方向与改革着力点。

在他看来，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将是适应发展阶段变化、增强中国经济韧性的战略选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图源：时代周报黎广/摄）

服务型消费仍有提升空间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内需主导、消费拉动是我国增强经济韧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头戏。”在论坛作专题报告时，迟福林提出上述判断。

他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在于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不振，由此形成“供强需弱”的失衡格局。“十五五”时期，要破解这一矛盾，关键在于拉动消费、释放中国大市场潜力。

在迟福林看来，中国大市场由两大基本要素构成——中国制造与中国消费。前者正在通过转型升级，为全球提供创新与投资空间；后者则有潜力为世界经济提供规模可观的新增需求。

他用一组数据作对比：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28%，而最终消费支出占全球消费支出的比重仅为13.2%。如果中国最终消费支出的全球占比能够与制造业大体相当，将新增不少于10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重在补齐中国消费的短板。”迟福林指出，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仍明显偏低。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9.9%，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在相近发展阶段普遍在54%左右，这意味着仍有至少14个百分点的潜在提升空间。

按照测算，居民消费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释放约8000亿元消费增量。到2035年，若消费率提升14个百分点，将形成超过11万亿元的新增消费规模。

拉动消费的关键抓手是什么？迟福林认为，将重点放在服务型消费上。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居民消费结构正由以物质型消费为主，转向以服务型消费为主。教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等领域，已成为消费增长最快、潜力最大的板块。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4年，中国居民服务型消费年均增长7.2%，占居民消费比重由39.7%提升至46.1%；2025年前三季度，这一比例进一步升至46.8%。预计到2030年，服务型消费占比将超过50%，迈入服务型消费社会的“门槛”。

“14亿人的服务型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不仅是中国消费大市场的核心动力，也将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利共赢的重要基础。”迟福林认为。

迟福林在演讲中（图源：时代周报黎广/摄）

加快推进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

围绕服务型消费与高水平开放，迟福林重点谈及了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

2019年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要落实内地与港澳CEPA系列协议，推动对港澳在金融、教育、法律及争议解决、航运、物流、铁路运输、电信、中医药、建筑及相关工程等领域实施特别开放措施，研究进一步取消或放宽对港澳投资者的资质要求、持股比例、行业准入等限制。

“从实践看，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关键在于实现服务贸易一体化。”迟福林表示，自2015年以来，他多次呼吁将服务贸易一体化作为大湾区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并建议在“十五五”时期将其明确为一项重大任务。

从宏观层面看，这有助于广东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数据显示，2024年广东服务贸易占外贸比重仅为12.5%，不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12个百分点，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2个百分点。

通过率先对接国际规则，广东有条件在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竞争中赢得主动。

从产业层面看，服务贸易一体化将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迟福林指出，2023年全球商品出口中，生产性服务业带来的价值增值已超过30%，发达国家普遍达到40%—50%，而广东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约为30%，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充分发挥港澳在研发、金融、物流、设计等领域的优势，通过服务贸易一体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将明显提升广东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价值增值能力。”

在路径上，他建议率先推进生产性服务贸易一体化，在法律、金融、研发设计、运输物流等领域，探索制定大湾区统一的认证标准，并逐步拓展至医疗、教育等领域。

迟福林在演讲中（图源：时代周报黎广/摄）

“用百万亿投资于人”

在迟福林看来，内需主导、消费拉动，最终仍要落脚到“投资于人”。

他指出，当前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仍是投资与消费、工业化与城市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等方面的体制性矛盾。“十五五”时期，必须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内生增长动力。

最关键的一点，是推进“投资于人”的战略转型。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完善公共服务、增强消费预期，把内需潜力转化为现实增长。

他测算，全面投资于人、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80万亿—100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其中，农民工市民化约需20万亿元；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约需30万亿元；城市基础设施改造约需30万亿元。

“若将4万亿元政府投资用于公共卫生等公共消费支出，可带动12万亿元私人消费；若以百万亿‘投资于人’，将充分释放14亿人的消费潜力。”他说。

迟福林认为，“投资于人”相对滞后，与城市化水平偏低密切相关。他提出，以新型城镇化为主要载体，实现消费与投资的相互促进。

例如，当前城乡居民与城镇职工在人均养老、医疗保障方面差距仍然显著，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释放消费的重要前提。

他建议，可划拨10%—15%的国有资产用于“投资于人”。截至2023年底，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371.9万亿元，若按此比例投入，规模可达30万亿—50万亿元。

在他看来，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市场成为全球最稀缺的资源。“一个更大规模、更加开放的中国大市场，将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的重要支点。”

未来，中国单边开放的重点将由商品领域逐步拓展至服务领域。预计到2035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有望达到2.7万亿美元，占外贸比重接近或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唯有立足国内大市场、读懂中国消费，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趋势。”迟福林表示，“投资中国、投资未来，关键就在于看清中国大市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