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现年71岁的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在世界文坛驻足已久，最早在1991年就来到过中国，从而迷上了中国文化，在他看来，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

他喜爱李白和儒家经典，并为自己取过一个中文名——好丘，意思是美好的山丘，以及对孔丘的喜爱。此后在1998年，他再一次来到中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近十座城市。最近的一次，是于2009年前往上海和北京两地旅游。

有评论家曾称赞他“以冗长而连续的句式，逼视人类在废墟与幻觉之间的生存困境”，并认为他的文字“如一种祷告，既绝望又庄严”。

被东方思想吸引的拉斯洛

1954年1月5日，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生于匈牙利东部小镇久洛，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公务员。高中毕业后，他和那个年代出生的东欧人一样，经历了自由匮乏的时期，18岁的他曾到农村当晚班保安。此后，先后在塞格德和布达佩斯的大学里读了两年法律，准备继承父业，但最后还是转到文学院，改读大众教育。

大学毕业后，他曾短暂在出版社任职，随后全身投入写作。

拉斯洛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处女作《撒旦探戈》让他一举成名——小说讲述一个荒凉村落的崩溃，所有人物都陷入欺骗与盲信的恶性循环，结构复杂、句式漫长，几乎每一页都在挑战读者的耐性。文学评论界称，他是“把句号驱逐出匈牙利语的人”。

他的写作极度个人化：长句如河流般延展，语义层层堆叠，情绪在重复与变奏中缓慢生成。有媒体评论：“读卡撒兹纳霍凯，就像走进一个无路的迷宫——而你只能靠信念往前。”

此后的两部作品《反抗的忧郁》与《战争与战争》，继续了他对人类末日意识的探索。那种带有宗教意味的“荒凉感”，让他被称为“东欧的卡夫卡”。

90年代初，他与导演贝拉·塔尔（Béla Tarr）的合作，让他的文学进一步视觉化。电影版《撒旦探戈》长达439分钟，折算下来超过7个小时，被誉为“黑白影像的极限体验”。

电影版《撒旦探戈》

在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看来，“写作是一种反抗时间的方式”。他的作品拒绝任何简化或情节快感——那是一种对人类精神极限的考验。

进入21世纪后，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的文学逐渐跨出欧洲。他多次到访中国，对亚洲文化有着意外的共鸣，这让他成为极少数主动与亚洲语境发生对话的欧洲作家之一。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所有中国古代的大诗人，李白、杜甫我都很喜欢。但李白，我不仅喜欢他的诗歌，也喜欢他的个性。在1991年我制作过一张地图，通过李白的诗歌标出他一生踏过的山川河流。于是1996年我就顺着这些地点去追寻李白的足迹。”

奖项的意义：文学的尊敬，或世界的注目

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曾说：“诺贝尔奖，无论它发给谁，总是一种对文学的尊敬。我不是那种会争论某个奖有没有颁对的人。重要的是这个奖——如果它有任何重要性的话——对作家这个身份给予某种尊重。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这句话在当下被频繁引用。因为每一年的文学奖，都是一次关于“文学还有什么意义”的集体提问。

在商业出版与AI生成内容迅速膨胀的今天，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的获奖就如同他反乌托邦的写作轴心一般，带有某种象征意义。瑞典学院以这种极端、艰深、几乎拒绝娱乐化的写作为奖项对象，本身就是对文学价值的一次强调。

正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获奖后所说：“诺贝尔奖不会改变你的作品，但它改变你在社会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