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岁的新加坡人约万·叶（Jovan Yeo）在一家数码银行服务公司上班。每到月底发工资时，他就先还信用卡账单、给父母津贴、付保险，然后做一些基本投资。“这些弄完，我的账户金额所剩无几。最多花在旅行、吃喝，还有健身上，根本存不下钱”。

新加坡一向以金融审慎和高储蓄率而闻名，但这种情况正出现变化。专家指出，随着生活成本上涨，以及人们越来越重视体验和自我保健，长期的财务规划正被放到次要位置。

生活成本居高不下

马来亚银行研究部经济学家布莱恩·李（Brian Lee）表示，一些宏观经济因素客观上让新加坡人更难储蓄。尽管该国通胀率近期降至四年来的最低水平，但多项调查显示，由于住房成本高昂和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等结构性因素，新加坡生活成本仍位居全球最高之列。

根据全球生活成本数据库Numbeo的数据，截至2025年年中，新加坡生活成本指数为85.3，在全球排名第五，位居亚太地区第一，同比上涨11%。数据分析公司舆观（YouGov）今年4月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845名新加坡人中，72%将生活成本列为首要关切，其次是医疗保健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在疫情后物价上涨的阶段，生活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收入的增长。”布莱恩指出，这意味着自疫情暴发以来，普通工人的购买力平均每年略有下降，而不再像以往那样逐年提升。

马来亚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4年，新加坡实际就业收入中位数年均下降0.4%，扭转了2014年至2019年2.2%的年均增长趋势。

新加坡人力部表示，虽然2024年实际工资增长有所恢复，但受关税等因素影响，2025年增长步伐预计将放缓，尤其是在依赖外贸的批发贸易和制造业领域。

住房成本的持续攀升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财务压力。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数据显示，2024年公共组屋（占新加坡居民住房近八成）的转售价上涨9.6%，高于2023年的4.9%涨幅。

“新加坡土地、空间和自然资源有限，这导致房价、车价居高不下，同时又高度依赖进口食品。”布莱恩解释说，由于这种依赖，新加坡国内通胀与全球通胀高度同步。而疫情期间全球商品需求激增、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中断，更让其国际通胀长期维持高位，从而持续推高本地生活成本。

向“债务型社会”转变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称，居民不储蓄的问题不仅是生活成本上涨的情况，还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转变，例如一些人觉得储蓄不再必要，甚至习惯了入不敷出。

辉立资本财富经理约书亚·林（Joshua Lim）观察到，本地消费观念正越来越倾向于追求享受与形象。“奢侈品在这里很流行，比如梅赛德斯是新加坡最畅销的品牌之一。人们追求的是某种形象，某种生活方式” 。

在汽车方面，新加坡价格高企的原因与其独特的“拥车证”（COE）制度有关。该制度要求购车者必须通过竞标方式获得有限的许可证才能拥有车辆，单单一张COE就可能花费超过10万新元，有时甚至高于汽车本身的价格。

“对于那些热衷消费或不太喜欢存钱的人来说，他们的钱往往还没到账就已经花出去了。”约书亚解释说，先买后付计划的普及也让这种提前消费更容易发生。

据新加坡央行数据，2021年先买后付的交易额约为4.4亿新元，比2020年增长近四倍。研究公司IDC预计，新加坡电商交易中先买后付的支付比例将从2023年的4%上升至2028年的6%。

约书亚认为，这种现象反映出一个更广泛的趋势——新加坡社会正逐渐迈向“债务型社会”。

专注于个人理财教育的新加坡博客“The Woke Salaryman”联合创始人、现任新加坡国家青年理事会理事的何瑞明表示，如今消费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根深蒂固，这让人们更难坚持储蓄。“这一代人在太多营销的熏陶下长大，因此购买欲望更强，而且他们会将自己与更多人进行比较。”何瑞明说。

34岁的新加坡人乔伊斯·安（Joyce Ang）也坦言，在储蓄方面，她并不像父母那一代人那样感到迫切。“我花钱很安心，因为我还没有另一半，而且和父母住在一起，所以也不用担心房子的开销。我暂时不需要存钱。”在她看来，年轻一代的优先事项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父母那一代为了养育孩子而努力攒钱。但现在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孩子，所以我们不必像他们那样省吃俭用。”乔伊斯表示，她的月净收入约为3800新元。

制度上，新加坡人需要强制缴纳公积金（CPF），这使得实际到手工资低于总薪资。55岁以下员工的工资中，最高可有20%自动存入CPF账户，用于退休、住房和医疗储蓄。无论年龄大小，新加坡人都可动用这笔资金支付住房和部分医疗费用。不过，若在55岁时尚未达到全额退休金（FRS）标准，最多只能一次性提取5000新元。

尽管如此，乔伊斯认为自己若想储蓄依然可以做到。“我会把一部分零花钱留给父母，所以如果想存钱，我也可以再留一部分。”她笑着补充道，“但我觉得现在没这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