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尔街日报》8月14日报道，近年来，美国多个“蓝州”（即在总统大选和州级选举中长期支持民主党的州）正加快向高收入群体征收更多税，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推出的、被称为“给富人的最大礼物”的联邦税法（“大而美”法案）所带来的财政压力。该税法为高收入群体提供了大幅减税优惠，同时削减了包括医保（Medicaid）在内的大量社会保障项目资金。

联邦拨款的减少正对州财政形成实质冲击。面对赤字和支出压力，越来越多州政府选择打出“加税牌”，直指本州最富有的人群。

开征“富人税”

特朗普政府通过的“大而美”法案不仅为高收入群体提供了广泛的减税优惠，还大幅削减了包括医保在内的多个社会保障项目的资金。随着联邦拨款的减少，州政府的财政状况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在“蓝州”，这一情况更为明显。

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艾莎·戈麦斯（Aisha Gomez）指出，那些在当前经济体系中获利丰厚的人群，也是新联邦税法的最大受益者。她提出，如果联邦医保削减方案落地，那么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联合申报纳税人将面临更高的州税率。

这一立场在其他“蓝州”也得到了呼应。为应对预算赤字和支出压力，越来越多的州政府开始加大对富裕阶层的税收征收力度。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高级官员乔什·古德曼（Josh Goodman）指出，在提前三年进行预算评估的19个州中，预计大多数将出现赤字。如果州政府决定自行承担更多食品援助与医保支出，开支将进一步上升。

税收与经济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的艾丹·戴维斯（Aidan Davis）表示，多州立法者已向该组织寻求帮助，设计更具累进性的税制方案，以扩大对富人的征税力度。

具体来看，马萨诸塞州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从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居民征收“百万富翁税”以来，该州已额外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康涅狄格州立法者则提议提高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率，以抵消新税法造成的资金流失；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Bob Ferguson）在今年5月签署预算案，提高资本利得税并以此应对赤字及联邦拨款减少；马里兰州州长韦斯·摩尔（Wes Moore）也在5月批准了针对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居民的加税方案。

罗得岛州更是创设了针对价值100万美元以上度假屋的新税收，被媒体戏称为“泰勒·斯威夫特税”，将于明年夏天生效。

不必过分担忧富人外流

长期以来，反对加税者强调富人可能会因税负增加而迁往低税地区。例如英国近期取消部分历史性税收优惠后，就有一些富人选择离开；纽约市长候选人佐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提出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额外加征2%税率，也引发类似担忧。

但一些学术研究显示，税收与富人迁移的关系并非单向因果。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家克里斯托瓦尔·杨（Cristobal Young）与美国财政部的伊泰·卢里（Ithai Lurie）分析了2017年税改前后390万份高收入者纳税申报表，发现面临更高税负的百万富翁迁移率并未显著增加。那些在本地拥有企业、子女在学或配偶在本地工作的富人迁移意愿也较低。

不过当富人搬迁时，确实会选择低税州。杨还指出，迁移不仅关乎金钱，还涉及社会关系的成本，“搬家并不有趣，连根拔起的代价非常高”。

据《华尔街日报》统计，马萨诸塞州的“百万富翁税”于2022年获批准，对超过100万美元的收入征收4%的附加税。在2025财年，该税收带来的收入接近30亿美元，高于前一年的24.6亿美元。尽管暂无法准确判断该税对富人数量的影响，但早期数据显示，仍有大量高收入者留在本州。

研究还发现，亿万富翁，尤其是年长群体，对税收相对更为敏感。2001年联邦税改扩大了各州遗产税差异后，征收遗产税的州中有21.4%的亿万富翁搬往免遗产税州，而反向迁移的比例仅为1.2%。经济学家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与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J. Wilson）指出，超级富豪的迁移对州预算有重大影响，尽管亿万富翁大卫·科赫（David Koch）于2019年去世，在之后数年内仍为纽约州带来约41.7亿美元收入。

另一项针对丹麦与瑞典的研究发现，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最高财富税，当地富人数量减少约2%，但新增税收远高于因富人流失造成的损失。

虽然富人外流的担忧长期存在，但现实数据表明，迁移决策受多重因素影响。未来，各州在加税与留住高收入居民之间的平衡，将直接影响其财政稳定性与社会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