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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种研究来看，中国经济有8%的增长潜力，但是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却不断下滑，去年只有5.2%的增长。这是为什么？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确实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世界经济尚未完全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的挑战，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要有恢复增长的信心。”在11月23日第十届复旦大学举办的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及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从理论研究和宏观政策角度阐述了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增长机会和潜力的原因，以及如何克服我们的认知盲点、通过理论创新提升对各种政策的认知。

在林毅夫看来，2014年时，按照购买力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这也是美国从当时的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到如今特朗普时期的逆全球化举措的原因，随着中国经济继续比美国的增长速度快，这种情况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而这种矛盾什么时候会结束呢？可能要等到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人均GDP的50%，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2倍，可动员的力量比美国大；同时，京津沪与东部五省4亿多人口的人均GDP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人均GDP代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水平，那时候美国很难找到卡脖子的手段。这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在这之前，各种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挑战会不断出现，我们需要有心理准备。

另一方面，林毅夫谈到，要让经济增长的潜力变成真正的增长，同样需要我们有恢复增长的信心。他说，国际上有一种声音认为是“国进民退”导致民营企业不行，但是国内那些也跟风这么说的人有没有思考过“到底是民退国不得不进，还是国进造成民退”。他举了个例子，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出口年增长率24%，基本上都是来自民营企业，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到现在，出口增速急剧下滑，产能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稳增长稳就业必然是政府通过投资大项目来保障，高速公路从2008年的6万公里到现在超过18万公里，高铁超过4万5千公里。这些国有的大项目实际上为民营企业创造了需求，而不是挤压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同时，他注意到，还有另一种唱衰中国的声音，认为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造成了经济增长放缓。对此，林毅夫的看法是，影响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看劳动力数量，而是看有效劳动力的数量。现在的劳动者的平均教育年限是10.8年，但是近年退休的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年左右，新进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4年以上，“实际上，我们有效劳动者的数量是在增加的。参考全世界53个老龄化国家，人均GDP并没有因为人口老龄化受到影响。”林毅夫说，人口老龄化并不是“黑天鹅事件”，“不能因为国外有人这么说，我们国内的学者也跟着这样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