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 系信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海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我国“十五五”规划，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预研阶段，刚刚开始。

五年规划是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内容包括总体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等。无疑，总体发展规划，也就是宏观规划，总揽全局，最为重要，尤应谋思。

“十四五”规划提出，我国要用“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3个五年规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作为3个规划的中间衔接，承上启下，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其实，意义之重大更在于，“十五五“规划期间，即2026-2030年间，我国经济发展为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所承担的两大关键使命。一是为2035年GDP比2020年实际翻一番，从总量上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基础；二是为2035年达到高质量发展水平，从质量上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基础。

研究分析这两大使命对“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分别提出了哪些发展要求和政策呼唤，对“十五五”规划的科学制定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笔者拟对这两大使命的发展要求和政策呼唤分别进行探讨。本文是对第一使命关于总量的探讨，第二使命关于质量的探讨将随后进行。

第一使命对总量增长的要求，既包括对GDP实际增长，即以2020年价格计算之增长的要求，也包括对GDP名义增长，即以当年价格计算之增长的要求。

GDP实际增长要求：“十五五”期间年均4.8%

为何有此要求？这是由2035年我国GDP比2020年实际翻一番的目标所决定的。

已广为人知的是，2035年比2020年实际翻一番意味着2020-2035的15年间年均实际增长4.73%。从目前形势来看，今年我国GDP实际增长5.0%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则”十四五“期间，即2021-2025年间我国GDP将年均实际增长5.3%。

那”十五五“期间，GDP的年均实际增长速度应该是多少呢？

首先须认识到，翻一番的目标是硬性的，则2021-2035年年均4.73%的增长速度是最低要求。又由于如上所说2021-2025年年年均增长5.3%，则对2026-2035的10年来说，年均增长4.55%是最低要求。这是对2026-2035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速度的第一个约束。

同时，就4.73%而言，1年如此增长并不难，但15年年均以此速度增长的难度远高于此。这不仅是因为通常意义上可持续增长的困难，还在于这15年间我国GDP实际增长速度必然放缓的趋势，更在于放缓速率的不可低估。

我国GDP的实际增长速度，从2010年开始就历史性地从10%以上的高速逐步地向中高速放缓。这是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使然，是必然的，不可改变也不奇怪。GDP增长曲线，与任何其他事物的增长曲线一样，呈抛物线形态，即在起飞阶段高速增长，在一定时刻拐点出现，然后增长速度不断放缓，向中高速、中速，最后正常速度迈进。经济理论上，这正是罗斯托（W． W． Rostow）的经济阶段成长论所揭示的。2010年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增长曲线的拐点；此后的放缓就是拐点已过所致，且必然持续。因此，2021-2035年间我国GDP实际增长速度必将呈现“前高后低“持续放缓的态势。

问题还在于，我国GDP增长曲线的斜率，在起飞上升时期很高，则在放缓下行时期也必然不低。这就是说，“前高后低”放缓的速率必然会较快。今后有多快难以准确预测，但从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速度自2010年的10.6%放缓至2011-2015的8.0%、2016–2020年的6.1%和2021-2025年的5.3%（如前预测）的趋势来看，2026-2035的10年间放缓的速率平均每年0.1个百分点，或每5年0.5个百分点不是一个悲观的估计。这可以说是第二个约束。

在上述两个约束下，要实现2035年比2020年实际翻番的目标，2026-2030年和2031-2035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速度应分别为4.8%和4.3%。所以，“十五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速应达4.8%。否则，2035比2020年实际翻番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这就是”十五五“期间GDP年均实际增长速度应达4.8%的经济与算术逻辑。

对此，有人会不以为然，认为现阶段，包括“十五五“期间，我国不应再追求GDP增长速度，不应有增长目标或增长目标不应定在4%以上。如上所析，这实际上就是说不应有年均增长4.73%和2035年翻番的目标。

这一观点的依据是，今后我国追求的应是高质量发展，而不是经济总量的增长。在此有必要澄清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说，发展不等于增长，这没有错，两者是有所不同。但必须看到，增长是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展涵盖增长、深化和升级三个方面，增长居于首位，所以谈经济发展是不能脱离经济增长的，特别是对于现阶段仍然须有中高速增长且具有此等潜力的我国经济而言。

后两个方面，即深化和升级，代表经济质量提升，当然很重要，我国经济正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不能由此否定第一个方面的经济增长。不能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较快增长对立起来；两者是互相依存与促进的关系。在哲学意义上，这其实是质量和数量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如同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一样。于后者，没有内容形式就没有意义，而没有形式内容根本就不存在；于前者，没有质量数量就没有意义，而没有数量质量根本就不存在。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高质量发展只能在较快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尤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现阶段人均GDP仅为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1/3左右而又处于努力追赶过程中的经济体来说，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同时不可能不仍然追求一个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其实，虽然重视程度不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都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定期发布的最重要数据都是GDP增长速度。发达国家尚且如此，作为最大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是否就更有理由这样做呢？贬低甚至蔑视GDP增长速度的倾向是有害的。

“十四五”规划对于GDP的增长没有设定5年年均目标，但提出各年度设定预期要求，也就是年度目标，实际上也这么做了，说明仍然十分重视GDP增长。估计“十五五”规划也将如此处理，是正确的选择。

GDP名义增长要求：“十五五”期间年均5.8%

为何又要有这个要求呢？是因为，在很多政府文件和研究分析中都还提到2035年我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由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不甚明确，而最低发达国家的标准按人均GDP是清楚的，所以2035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超过最低发达国家，也就是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较易判断，也更易实现。

即使如此，也并非轻而易举。据IMF，2024年最低发达国家，即人均GDP最低的发达国家是克罗地亚，人均GDP为23380美元，今年预计上升为24000美元。假设其人均GDP在今后10年按保守估计年均名义增长2.5%（1.5%实际增长和1%通胀率），则2035年将达30722美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为10409美元，在此基础上，假设实际增长翻番实现但GDP平减指数（整体经济的广义通胀率）上涨为零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变，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为20818美元，比最低发达国家的30722美元仍相差48%。所以，仅靠实际增长翻番仍然难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还必须依靠人民币升值和GDP平减指数上涨来消除这一48%的差距才能进入。

笔者相信48%的差距是可以消除的。就是说，今后10年我国人民币升值和GDP平减指数上升合计达到48%是大概率事件，因而2035年我国人均GDP超过最低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是很可能的。

尽管如此，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也不能视为当然。首先看人民币，实际上近年来对美元贬值了10%左右。考虑到目前人民币和美元在实际购买力上的巨大差距，长远来看，人民币确有很大的升值潜力。但人民币国际化是其升值潜力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保持人民币资本项下不完全可兑换是我国防止外部金融冲击，保持我国金融市场进而经济稳定的重要防火线，我国从未承若何时放弃。今后10年，正是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阻挡我国经济继续崛起的关键时期，防止外部的金融和经济冲击更为重要，所以仍不会承诺也不会硬性地过快推行。于是，今后10年人民币将对美元升值，但不能认为升值48%是当然，而且如果GDP平减指数继续为负的话，人民币的升值幅度须比48%更高，更不能视为必然。

这就要求GDP平减指数，也就是广义通胀率也要做出贡献，为此起码须从近年来的负值区间走出至正值区间。至于正值于什么水平，看看其他GDP实际增长率在0-3%的国家的通胀率目标都设定在2%，对我国这样一个GDP实际增长在4.5%以上的国家来说，年度广义通胀率或GDP平减指数上涨率达到1%的水平应该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这就意味着，“十五五”期间我国GDP的年均名义增长速度应达5.8%。

如此，今后10年GDP平减指数将上升10.5%。在此前提下，人民币只需升值37.5%，这更为可能，2035年我国名义GDP就将超过最低发达国家，从而实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也明显提高。

实际上，2-3%的GDP平减指数上涨率对我国经济更为理想，将大幅加快我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和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步伐。不仅如此，也更有利于经济的实际增长。应该认识到，通胀率太高当然不好，会降低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但太低，特别是为负，也会对经济的实际增长产生很多负面影响。第一，降低企业的销售收入从而利润，因为销售收入不仅取决于产品销售数量，也直接取决于产品销售价格。这将抑制企业投资。第二，企业利润降低使得员工的工资奖金等收入增长减慢。这将抑制居民消费。第三，通胀低迷使得居民和企业都感觉现金珍贵，所以更不愿消费或投资。这些都将直接抑制GDP中的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两大主要元素，从而GDP的实际增长。

所以，将GDP平减指数或广义通胀率从负值区间提升到正值区间并达1%或以上，应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十五五”期间的重要目标之一。

宏观政策呼唤：更加积极有为，大幅改进供求关系

上述GDP实际增长和名义增长两大要求的共同挑战是，当前我国商品市场严重供过于求，需求明显不足，同时供给显著过剩。这一挑战造成经济扩张欠缺力度，从而GDP实际增长速度难以达到潜力水平，同时又导致通胀率易跌难升，使得GDP名义增长速度更慢于实际增长速度。

既然如此，提升需求和减少供给是实现两大要求的根本途径。鉴于今后外部需求将不可控制地恶化，提升需求主要是提升内部需求，即内需，包括国内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减少供给，的首先是控制新的产能建设，防止内卷式的规模扩张，同时消减过时的旧产能和旧产品。

鉴于供过于求的严重程度，提升内需和减少供给的力度都应达到非常强劲的地步。为此，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更加地积极有为，大力提升宽松力度。

财政政策应切实地更加积极。首先，通过财政渠道根本性地提高中低阶层居民的收入。这些居民是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群体所在，消费倾向高，提高其收入将取得显著的政策边际效应；中长期而言又具减小收入差距的重大意义。所谓根本性地，是说不只是一次性的补贴如消费券等，而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和税收调节等手段进行持续性的收入二次分配。第二，显著增强“两新”政策，即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力度。针对商品市场严重供过于求，一年多前推出的“两新”政策，既去旧供给又创新需求，的确是治愈良方，且在外部需求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也是必由之路，同时中长期而言促使我国经济与社会面貌轮番地焕然一新，向现代化不断地迈出大步，意义之深远怎么估计都不过高。既然如此，“两新”政策的实施力度应在去年的基础上大幅提升，以在全国各地和各行业都形成一个“两新”的经济浪潮。在这方面，财政政策大有可为也必须有为，以大幅的财政补贴鼓励居民进行以旧换新，即虽还能用但用得不够满意的传统旧产品折价卖出的同时购买现代化的新产品，和企业设备更新，即以现代化的新设备置换传统的旧设备。第三，重振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应该认识到，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仍有很大的扩张空间和重大的经济意义。那种认为我国基础设投资潜力已经耗尽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新型基础设施需求正在强势兴起且潜力巨大，包括5G基站、6G网络、大数据中心、算力平台、AI所需电力装机及网络、新能源设施及网络、节能环保装备等等。即使是传统基础设施，很多新项目，包括一些巨型交通运输项目如跨省运河修建等，也在等待投资。据CF40研究团队测算，未来5年我国至少还有约31万亿元的增量公共投资空间。持续强劲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将支持短期经济增长，也将对我国在新经济时代的中长期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在以上三大方向，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充分地大，以持续性的大规模政府发债和更高的赤字率予以支持；毕竟我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即使包括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也明显低于很多其他国家。

货币政策也应更加有为。通胀水平低迷，是货币政策宽松的基本依据；使GDP平减指数或广义通胀率由负转正，是今后10年我国货币政策宽松的应达目标。货币供应量应保持总体市场流动性达到充裕的程度，同时结构性地大力增强对中低收入居民、中小微民营企业、高科技、新兴产业和“两新”政策实施的信贷和普惠金融支持。特别是，针对居民消费意愿不够，应进一步降低储蓄存款利率。应该看到，我国消费需求不足，除了中低阶层居民的收入增长不够快外，还在于居民收入未能充分地转换成消费需求，形成了堵点，而其根本原因是居民的消费意愿不够。从2018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连续7年双位数增长，大大快于居民收入和支出的增长速度就可见一斑。消费意愿不够，反映我国居民传统的节俭意识仍然很强，喜欢存钱，谨慎花钱。也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涵盖面不够宽和保障度不够高有关，很多人担忧未来的养老与医疗，因而多存钱，少花钱。其实，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仍大幅高于接近于0的消费品价格指数，更加剧了人们存钱而非消费的意愿。在这一形势下，除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货币政策应进一步降息，缩小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与消费品价格上涨速度之差，降低居民的存款动机，促使银行居民储蓄存款搬家至消费品市场。应该说，目前我国的储蓄存款利率水平已比以前降低了很多，但仍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的正常年份，与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也属偏高水平。考虑到我国虽仍处于发展中阶段，但是一个特殊的新兴经济体，似乎“未老先富”，商品与货币市场的供需关系呈现与发达经济体类似的双过剩局面，为提升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应不惜采取发达经济体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将银行利率调至够低的水平，有必要时甚至向零水平靠拢。